202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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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清晨，广州荔湾花地河边已经聚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放生团体。当运送水产的车辆抵达现场后，放生团体纷纷将荷花鲤、鲮鱼、泥鳅、田螺等水生动物投入河中。在参与者看来，这是一次善举；但在这幅热闹景象背后，却藏着生态安全的隐忧。 放生活动在我国历来有之。当放生物种从本地鱼虾变为来源复杂的外来物种时，传统活动正与现代生态保护要求发生激烈碰撞。 施行已近两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以及“禁止向开放水域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外来种、杂交种等水生生物”。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也要求，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15日向县级以上主管部门报告，接受监督检查。 但南都N视频记者多次调查发现，即使在官方指定点位，无报备放生仍是常态，放生物种中混有禁止放生的外来物种；非指定区域进行的放生活动同样活跃，社交媒体上还存在代放生的引流。有法可依的监管，为何在现实中难以完整落地？ 提前报备制度“悬空” 流程门槛易卡住老人 “我们在做善事，干吗需要报备？”在广州市番禺区海鸥岛，一位正在放生泥鳅的老人被问及是否报备时，这样反问记者。在白云区流溪河边，一对中年夫妇放生了一桶黑鱼后表示，中元节放生是他们的习惯，“既然区里设了专门放生点，来对地方直接放就行了”。 2023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内首部专门规范野生动物放生的地方性法规《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放生野生动物，放生须提前三个工作日将物种图片、种类、数量、来源等信息上传至野生动物放生信息管理平台，由区林业或农业农村部门反馈是否适合放生，并给予科学指引。放生活动也需在划定的放生区域进行。 南都N视频记者近期暗访荔湾、白云、番禺三区的水生野生生物放生点发现，现场放生团体和个人大多没有遵守提前报备的要求，不少小型放生团体和个人对法规更是全然不知。即使广州已将报备要求优化为仅需提前三个工作日，但放生事前报备的制度仍未能产生足够的规范作用。 小希（化名）所在的团体是荔湾区水生野生生物放生点的常客。他直言，当天准备放生约两万条鲮鱼，但因为“官方报备要求过于严格，难以通过审批”，他们选择直接放生。 荔湾区水生野生生物放生点放生鲮鱼的人群 另一个团体组织者小亮（化名）的说法则前后矛盾。记者首次以参与者身份询问时，他含糊表示“有报备”，让记者不必担心。但当记者第二次暗访时，小亮却改口：“这种事没什么人管，哪有什么人查。” 此外，也有小部分团体为了规避广州的放生监管而选择转战外地。在佛山市顺德区云鹭湿地公园组织放生活动的阿萍（化名）声称，当地对放生活动管理更松，只要不放外来物种即可。 有人在佛山市顺德区云鹭湿地公园放生大闸蟹 更深层的梗阻还在于流程门槛。记者实测发现，报备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穗好办”App查询“水生野生动物放生咨询”事项，下载打印申请表并手写签名后，方可进入咨询报备流程。对于参与放生的中老年群体而言，这一数字化门槛并不低。 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儒亮认为，报备环节过于烦琐，而参与放生的主体大多是中老年人，对数字化工具使用有限。“许多放生人士并不知道去哪里报备、通过什么渠道报备。这也说明执法部门没有把普法工作做完善。”他建议报备程序应进一步简化，“如果只需要在小程序上简单填个表、在线签个字，市民就不会觉得这是个麻烦事。” 记者梳理发现，空有报备与定点制度，实际对放生行为失管的现象并非广州独有。2025年，有媒体披露北京市“打游击”式放生屡禁不绝。放生者自称每周都要更换放生地点，“几乎找遍了北京的大小河流，像打‘游击战’。郊区的河流开阔，还能避开执法人员的检查”。被问及是否知道政府公布了定点放流平台，他们均表示没听说过。 外来物种被当成本土鲮鱼投放 失管放生变“开盲盒” 不按流程报备即放生，并非只是“不守规矩”。在缺少科学指导的情况下，放生团体容易误放外来物种，进一步导致生态问题。 以小希所在的团体为例，虽然该团体声称为避免放生外来物种而选择鲮鱼鱼苗。但在鱼苗运抵现场后，记者发现这些鱼苗外观与珠江流域的本土物种土鲮相差甚远，尤其是鳃盖后方没有土鲮特有的蓝色斑纹。 一袋待放生的南亚野鲮鱼苗 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卓诚通过现场图片辨认后表示，小希等人实际投放的是南亚野鲮，又称露斯塔野鲮。根据《广州市水生野生动物放生指引（试行）》，露斯塔野鲮属于禁止放生的外来水生野生动物。 而鲤鱼、鲫鱼、黄鳝、泥鳅等常见放生物种也存在问题。周卓诚解释，市场上采购到的鲤鱼、鲫鱼大多为人工改良种群，容易对野生种群造成基因污染；放生的泥鳅基本为人工养殖的大鳞副泥鳅，不仅同样带来基因污染，还会强势挤占同一生态位的本土物种真泥鳅的生存空间。 他特别提到，目前市面上购买的黄鳝有可能是